古代的芦花盐场

  古代的芦花是一片海涂,中间有一条浦(即现在的芦花浦),浦两边长满芦苇,秋天芦花遍开,故称芦花。清朝诗人朱绪曾曾经有诗《芦花岙》云:“双翼东西拥凤尖,芦花风起水天粘。秋成鹳鹤塘边好,担压黄云月挂镰。”芦花风起水天粘,描写的就是当时的芦花浦长河迤逦,水天相连,芦花荡漾,鹳鹤成群的景象。

 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,笔者在芦花走亲戚,从当时的芦花公社沿着芦花河走到勾山平阳浦,沿岸还是芦花丛丛,岸边还长满了芦笋,现在浦西一些地方的路边还有零散的芦苇野生着。

  北宋建芦花盐场

  北宋端拱二年(989年)建芦花盐场,为普陀境内最早的盐场。《宋宝庆四明志》“郡志卷第六·叙赋下·盐课”记载,芦花场本昌国西监子场,名曰东监,月额二百二十五袋。嘉定四年(1211年)提盐司差官相视增为三百袋,五年立为正场。作为正场的芦花场岁“额三千六百袋”,按照宋制,淮浙例以五十斤为一石,六石为一袋,每斤折合今公制592.82克,按此计算,当时的芦花盐场年产量约640245公斤,约640吨。《宋宝庆昌国县志》中《叙县·仓库务场等》中记载:“芦花盐场,县东十三里。本曰东监,为西监子场。其敖(敖通廒)寓于谢浦,岁久勿治。淳熙十五年(1188年),监官鲍渭新之。嘉定五年(1212年)置为正场。 ”谢浦就是现在的鳌头浦。临城的鳌头浦就是得名于“廒头”。廒,原意为收藏粮食的仓房,仓廒。而盐廒,成为收集、转运盐的机构。文中的“芦花盐场,县东十三里”,是指芦花盐场的官廒设立在其下面的“谢浦场”,县东十三里应该是个大约的里程。宋宝庆年间的芦花场分布很广,不仅包括现在普陀的芦花,还包括现在临城一带的古盐场。这在《宋宝庆四明志》的“昌国县境图”中可以发现,舟山岛的最东侧为沈家门,其左边就是芦花场,而在现临城一带则标有“谢浦场”,按照《宋宝庆昌国县志》的记载“谢浦场”应是芦花盐场的官廒所在。

  芦花盐场还一度兼管过桃花盐场。《元大德昌国州图志》记载宋熙宁六年(1073年),“桃花则隶芦花”。芦花盐场,宋初称为“东监”,隶属于正监场(西监),其监厅设立在昌国县城(今定海城区)的东侧(《宋宝庆四明志》中《昌国县治图》中有“东监厅”的标注)。后芦花场又被立为正场,并设置监官。

  元代的芦花盐场

  元代芦花盐场继续保留。元贞元年(1295年),“改场为司,置司令、司丞、管句各一员,铸从七品印,以重其事。”(据元《大德昌国州图志》)。司令为从七品,相当于知县的官阶。随着盐业生产力的发展,元代的芦花盐场产量大幅提高,从大德(1297-1307年)以前的“岁办盐四千一百三十引”,到(后)至元年间(1335-1340年)产量就达到8209引(三百斤为一引),足足翻了近一番。

  元代有不少文人曾经在芦花盐场担任盐官。如,元曲作家王庸曾经担任芦花盐场司令,王国维著《宋元戏曲史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2年01月)引《录鬼簿》记载:“王庸,字守中。历芦花场司令。其制作清雅不俗,难以形容其妙趣,知音者服其才焉。”贾仲明《全明散曲》中有《挽王庸》云:“庭前盛茂种三槐,纸上芳名播九垓。画中诗,诗中画,传宗派。芦花场司令该,有玄微妙趣吴才。通街市,知稼穑,躲不了深土培埋。”可惜,王庸的曲作尽佚,只留下相关评论记录。

  元代浙东学者王士毅(1285一1356年),字子英,其先秀州(今嘉兴)人,后移居余姚,累世读书笃行,为士大夫家。他也曾任芦花场典史,当小吏而非其志,后离职而从事学问,在宁波慈溪一带的书院讲道,后隐居浙东。

  宋元时的制盐工艺

  宋元时代,用盐灶煮海熬盐。灶,特指旧时煮卤煎盐所用的盐灶。灶户,就是制盐的盐民。盐灶一般用土垡堆砌而成,灶台呈圆形,四周开灶门,上按煎盐的锅丿煎具,用以进柴草烧之。与煮盐有关的地名有普陀勾山(古代属芦花)的敖干,1986年普陀县地名办编印的《浙江省普陀县地名志》认为是“熬”干,烧埋焦泥积肥的地方。笔者认为不甚合理。熬是一种水煮的方法,把蔬菜等放在水里煮,如熬粥、熬药。烧埋焦泥,是不用水的,与“熬”字的含义相去甚远。而煮海熬盐,正是古代制盐的方法。敖干及蒲岙一带古代时候是海滩,正是古代芦花盐场的地带,应该与煮卤熬盐有关。

  明代以后芦花盐场逐渐衰弱。

  明清两次海禁,打断了舟山盐业生产的发展进程。明朝洪武十九年,遣昌国县海岛居民尽入内地,岱山、芦花、正监三场相继裁废。直到清康熙以后,定海展复,芦花盐业生产才略有恢复。至民国五年,芦花勾山一带还有平阳浦、中弄、芦花浦等盐业产地,而这时盐民早已改煎煮为板晒,制盐人改称“板户”。


  舟山晚报